广州行商庭园

（18世纪中期至19世纪中期）自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至鸦片战争、五口通商85年期间，广州是全国唯一对外贸易口岸。中外闻名的广州行商（The Hong Merchants），就活跃于这一时期。

早在18世纪初期，一陈姓的增城人在广州开了洋行。他主要在澳洲、新西兰一带进行贸易活动，发了大财，回到广州向清政府报富，停止做生意。其后代捐了进士。这位进士（记忆其姓名为陈念典）至20世纪初期仍居西关一带，我在广州念初中时（约当1928年）曾访问这位进士老人。

一

福建泉州龙溪人潘启（1714-1788年）来广州之初任陈姓洋行司事，陈姓洋行停业后，即自行开设同文行，成为十三行首届行商首领。同文行故址在今广州十三行路与文化公园之间的同文路。其开张时间约在乾隆九年（1744年）至十八年（1753年）左右。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以后，广州成为海路唯一的中西贸易口岸，潘启在中西贸易中长时间居于首要地位。

潘启在与外商贸易中，有大量的资金往来。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潘启为支付几个伦敦商人一笔巨款，要公司将是年生丝合约的货款用伦敦汇票支付，此次交易，是比较露面的交易。在这期间清政府只知鸦片专利，对一般商人的经营款项，还未加管制，潘启趁此空隙，将其国内大笔货款，汇去伦敦。此事仅做过一次，而且甚为秘密，除去其合法继承人潘有度外，无另一个人知晓。潘启于乾隆五十二年（1788年）十二月去世，归葬福建原籍。

潘启在经营同文行期间，适逢十三行独口通商之鼎盛期。他在这些年代大有收获，于1776年在河南乌龙岗下当时的运粮河之西置余地一段，界至海边（即珠江边），背山面水，建祠开基，书匾额曰能敬堂，并于河上建漱珠桥、环珠桥、跃龙桥，其地定名为龙溪乡。从今天的城市地图看，潘家定居龙溪乡的范围为珠江以南，运河以西的一个南北长600多米，东西宽300米的狭长地带，占地约20公顷。潘启及其后代在此经营建筑群落及花园，当在1776年以后陆续完成。约在雍乾年间，按清政府的命令，外商们在每月初八、十八、廿八日，被准许到河南海幢寺和附近的陈家（疑即本文开头所说的增城陈氏）花园中去游览休息，陈家花园遗址在嘉道年代还可寻访。据谢兰生的《过溪峡陈氏废园》诗：“高高下下见亭台，尺寸都从手剪裁。一斧削山成峭壁，万人穿水得浮杯。风花匝地行云黯，野雀巢松暮雨哀。闻道废兴频易主，也曾流涕孟尝来。”

潘家花园的大规模兴建，当在潘启之子有度（1755-1820年）继承掌管同文洋行之后。因潘启的大部分商业资金已成功套汇去伦敦，由伦敦几个合作伙伴商人在伦敦运用，其存在本国的部分资金是留供继承人潘有度按潘启的原定计划进行活动，可以安心守势（潘有度曾经一度退出行商，后在1815年被迫恢复行商，同文行更名为同孚行），另外也可以腾出手来经营其花园建设。潘有度在河南潘园内有园曰南墅。根据资料的介绍，南墅本身方塘数亩，一桥跨之，水松数十株，有两松交干而生，因名其堂曰“义松”，所居曰“漱石山房”，旁有小室曰“芥舟”。

潘启次子潘有为（1744-1821年），乾隆三十七年进士，官内阁中书舍人，久居京华以校<四库>书，例可议叙而未果，退归广州后，在潘园范围内居近万松山麓，相传为汉议郎杨孚故宅，故颜其斋曰“南雪巢”，又曰“橘绿橙黄山馆”，门外坡塘数顷，遍种藕花，风景清美。其住处有六松园、晚翠亭等小庭园，均为潘有为于乾隆年间所建。六松亭与晚翠亭两座小庭园的资料，虽然手头还没有统合一道的资料来历，但两个小庭园的图像的画法、风格和图像的结构，颇为接近，从以下几点不难看出两个小庭园同属一个庭园结构整体：1．两个小庭园都是以“亭”为主题，两“亭”都是悬山结构，样式类同。2．附属建筑群体，都是硬山，样式也很类同。3．绕水池筑花基，花基上置类似的盆栽。4．沿花基外平地布置一带草坪。5．草坪外苑道，为小卵石铺砌，其构图为一个接着一个圆形。两个庭院都是采用同样苑道的构图。6．主要园景均布置、融合于方角形水池与庭园建筑群落的范围之中，是同样的手法与气氛。以上六点，从庭园布局、建筑群体组合、建筑的风格和图像、园景的设置、苑道小卵石的铺砌构图，均足以说明两个院落是同一手笔，同在一个庭园的组合中。

潘有度四子潘正炜（1791-1850年）继续扩建潘家花园，主要新建听 楼及其附近园景，其地在潘家祠堂迤南。潘正炜女婿陈春荣有记：“听楼，在河南秋江池馆上，楼下藕塘花架，月榭风廊，曲折重叠，迷目楼上，俯鹅潭，往来帆影，近移树梢。”从已见到的绘画看，听楼两层（与当地老人回忆听楼为两层建筑的说法相符），置于水滨，并有桥梁相联系。笔者上世纪50年代踏访河南时，仍得见遗留下来的“听楼匾”。

当时广州几处行商庭园中，目前尚有些许遗迹可寻的，唯有潘家花园。在今河南南华西街以南，龙溪首约以西，还居住着潘家后裔。古老建筑的高敞的局部，庭院的一角以及石柱、门窗装饰等，仍为当年旧物。在1908年广州地图上所见的方塘，面积10亩多，是潘园中原有水面的一部分，后被填平，现为栖栅南街小学所在。潘启七世孙潘祖尧先生，全国政协委员，著名建筑师，曾任香港建筑师学会会长，数年前，曾以潘氏族谱《河阳世系》及所绘潘家祖屋平面为赠。

二

潘启在世时，有一位同乡侄辈潘长耀，与潘有度同辈，在18世纪末，也在广州从事对外贸易，并于1796年取得洋行执照，开设丽泉洋行。潘长耀的经营并不正规，可能与烟土贸易有关。丽泉行开业于嘉庆元年（1796年），随着潘长耀于道光三年（1823年）去世，丽泉行随即于翌年破产倒闭，由清政府拍卖其遗产。丽泉行存在时间只有28年。

潘长耀于19世纪初期极短时间内，在西关地区营造了自家的庭园，园址大抵在今龙津西路以西、逢源大街以北一带，紧靠原有的荔湾涌，占地约在一公顷上下。当年，外国人称之为“宫殿式的住宅和花园”。从所引两幅绘画中，可见庭园的部分风貌。整个庭园范围由较高的围墙围护。庭园本身范围内，再划分为若干部分，以较矮的围墙或镂空花墙分隔开，围墙或花墙之内是庭院，之外是较为开放的水庭和园景。水面上有景石、珍禽，有雕饰的游艇。花园中有假山。临水的凉亭，塑荷叶为盖，至为罕见。在整个庭园建筑中，两层楼房占有较大比例，楼上有敞厅、游廊或露台，往来相通，建筑装修雅致精美。

潘长耀逝世后一年左右丽泉行倒闭，其遗产被清政府拍卖，为伍秉鉴的大儿子伍元芝投得。

三

伍国莹（1731-1800年）自闽入粤，约在1790年左右任同文行司事，不久即辞职，创立怡和行，但实际操作者为其子伍秉鉴（1769-1843年）及其孙（秉鉴三子）伍崇曜（1819-1863年）。嘉庆十二年（1807年），怡和行跃居广州行商第二位（仅次于潘氏之同文行），嘉庆十八年成了行商之首。伍崇曜逝世之后，其商务活动随着十三行制度的取消而逐渐收缩。

伍家之定居河南始于嘉庆八年（1803年），道光十五年（1835年）建伍氏宗祠（以溪峡为祠道名）崇本堂之后，继续扩建花园万松园。祠及花园旧址在海幢寺以西，运河以东，占地约百亩。《广州城坊志》卷六记嘉道间事：“万松园在河南，南海伍氏别墅，收藏法书名画甚富。嘉道间，谢兰生……辈时相过从，园额为谢兰生书。”

从当年外销画家所绘两幅图画中，可见伍家花园的部分风貌。水面虽不辽阔，但水道深远，景观丰盈，平台、凉亭、廊桥，榕树、芭蕉、盆花，具岭南特色。

四

潘仕诚（1804-1873或稍后）是潘正炜的堂侄，他不是行商，而是官僚兼盐商。广州城西荔枝湾，系南汉昌华苑故地。海山仙馆即位于荔枝湾以南，它的一部分的前身是道光四年（1824年）建成之唐荔园。道光十年（1830年）以后，唐荔园被潘仕成购入。潘仕成的父亲系一富商。潘仕成于道光十二年（1832年）获选副榜贡生，因在京捐巨款济灾，被赐举人，后任两广盐运使及江浙盐运使。辞官之后，倾全力经营海山仙馆，并在此进行一系列文化活动，所集法帖刻石等有一部分保留至今。潘仕成逝世之后，园产被官府籍没，因范围大，只能分割拍卖。作为一座大型园林，海山仙馆只存在40余年。其遗址在今荔湾公园西南部至珠江东岸一带，占地范围达40多公顷。潘仕成的孙辈潘某在20世纪30年代与笔者相识，当时他是一位工程师。

《广州城坊志》卷五记海山仙馆：“宏观巨构，独擅台榭水石之胜者，咸推潘氏园。园有一山，冈坡峻坦，松桧蓊蔚。石径一道，可以拾级而登。闻此山本一高阜耳，当创建斯园时，相度地势，担土取石，壅而崇之。朝烟暮雨之余，俨然苍岩翠岫矣。一大池，广约百亩许，其水直通珠江，隆冬不涸，微沙渺弥，足以泛舟。面池一堂极宽敞，左右廊庑回缭，栏盾周匝，雕镂藻饰，无不工致。距堂数武，一台峙立水中，为管弦歌舞之处。每于台中作乐，则音出水面，清响可听。由堂而西，接以小桥，为凉榭，轩窗四开，一望空碧。三伏时，藕花香发，清风徐来，顿忘燠暑。园多果木，而荔枝树尤繁，其楹联曰：荷花世界，荔子光阴。盖纪实也。东有白塔，高五级，悉用白石堆砌而成。西北一带，高楼层阁，曲房密室，复有十余处，亦皆花承树荫，高卑合宜。然潘园之胜，为其真山真水，不徒以有楼阁华整、花木繁缛称也。”（俞洵庆《荷廊笔记》）

清道光二十八年（1884年）夏銮《海山仙馆图》，该图并附有主人及诗友的题记及诗作，或真实地展现了海山仙馆的主要风貌。本文涉及的五家花园，有三家属于当年广州行商，可称之为行商花园。行商花园的出现，是岭南庭园发展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作为一篇“初稿”，介绍了一些资料。有关的历史考证和现场踏勘，尚有待进一步充实、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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