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桥剧场

旧天桥剧场（1953年）在脑海中还留下模糊的身影。它象当年北京许多新建筑一样，平稳端庄的形象，不事张扬的表情。但那时，它却是所在地段最显赫的新建筑之一，大大提升了天桥这个传统文化区在古都中的地位。

半个世纪的时光稍纵即逝。旧天桥剧场拆掉了，新剧场建成了。新的天桥剧场是专为芭蕾演出设计的。芭蕾剧场应该是什么样子？天桥剧场怎样为这种“残酷的艺术”（乌兰诺娃语）的表演提供一个温馨的舞台？它有什么经验和数字值得向同行们提供？今年5月30日，我跟在吴焕加先生后面，随设计者之一黄宏禧先生，来到新的天桥剧场。听他们两位的一问一答，一评一说，增长了好多见识。

天桥剧场长大了。形象仍然平稳端庄，却有着明丽欢欣的面容，与旧天桥剧场相比，艺术水准和文化品位都提高了。从正面看，它不是“欧陆式”，也不是中国的“固有样式”，看不出它是跟在什么风的后面跑。它有自己的品格。使用了大面积的玻璃（这是现代的），使用了花纹雕饰（这是中国的），把金光闪闪的图案放在最显眼的位置也没有顾忌了——经济发展了，确实为建筑师的创作带来了更大的勇气和更多的可能性。吴先生和黄先生都说，正立面的一部分装饰纹样显得粗糙，尺寸和凹凸推敲不够。我觉得他们说的有理。北方地区一些古老庙宇的门券和窗券上就常有类似的雕饰，也用白色石料，用浮雕，效果都不错。但天桥剧场是个大建筑，大立面，其雕饰也不是用在门券和窗券上——这当是一种新的尝试，带来了一种新的或失败或成功的经验。

进入门厅，是一种稳重安适的氛围，空间尺度，光线与色彩，上下沟通流线的处理都很到位，不夸张，不骄饰。观众在这里可以停留，可以漫步，也可静坐憩息，不急不缓，不卑不亢，一个轻松、有序的公共场合。不像旧巴黎歌剧院门厅那样，骄奢华丽，贵人们久别重逢或相见恨晚，在那里故作斯文或卖弄风骚；也不像我们的某些剧场，只把温存和舒适留在贵宾入口门厅或贵宾休息室。

看戏，做剧场设计，评论剧场建筑，我是三个百分之百的外行。记得国庆十周年时候，以乌兰诺娃为首的苏联芭蕾舞团，到广州中山纪念堂（吕彦直设计）演出。人们好容易给了我一张入场券。到了中山纪念堂，听说乌兰诺娃在北京时得了感冒，在广州的演出将不会出场，顿时兴致减了大半。中山纪念堂跟毛主席纪念堂不一样，它是一个开会用的大礼堂，“观众厅”的平面和体积都很大。在老远的座位上看演出，无论是舞蹈形象和音响效果我都觉得很糟。北京中日青年交流中心的世纪剧院（黑川纪章设计），采用圆形平面，没有为门厅留下多少面积，观众厅的后半也显得很局促，从池座前部看楼座，上下重叠着，没有退路，显得格外陡峻。坐在楼座观剧，舞台上的布景和人物看着都很不舒服，很不正常。总的，有一种不安宁、不安全的感受。

进入天桥剧场观众厅，从后座看舞台，不觉其远；从池座前排看座楼，不觉其陡。整个空间完整舒展，尺度合宜。可见设计者是下了一番苦工。观众来到这里，是积极休息，是艺术欣赏，是文化享受。这是一段美好的生活节奏，建筑师提供了一个与之相匹配的环境。构成这个环境的一些基本数据略如上图。它们是一些有用的数字。还有：一楼观众厅的面积是m2，平均每一座位所占面积为m2；观众厅体积9200m3，以720（池座）+ 157（二楼）+ 338（三楼）= 1215座计，平均每个座位占7.8m3。如果把中山纪念堂和世纪剧院相应的数据拿来作对比，可能会有所启发（当然，这两者都不是芭蕾专业剧场）。

天桥剧场投入使用之后，得到专家和观众的好评，值得同行们借鉴。

剧场前面是个m2的广场。这是一个大概可以不用买票的群众文娱场所，与天桥地区传统的民间文化活动模式有一种历史的和地域的关联性（Contextualism），希望有关部门能把它使用好，管理好。天桥剧场由庄惟敏博士主持设计。他是清华大学最年青的教授之一。1995年32岁时当的教授，随后又担任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院长。从他设计的北京翠宫饭店、上海天目广场（未建成）和天桥剧场等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他认真、严谨、沉着的作风，以及对朴素、典雅、和谐的艺术追求，不“先锋”也不“前卫”，是一种求实和深沉的问学风格。他是院长，是教授，但不是一棵已经停止成长的树。他正把探索和智慧的根须伸向深远，不停地学习和创作。去年，他推出了《建筑策划概论》一书，阐述了建筑策划的基本理论和它在整个建设/设计过程中的重大意义和具体操作，已引起建筑界的广泛关注。庄惟敏谦虚谨慎，跟周围同志关系融洽。哪位职工一时忘记了哪个电话号码，问一下庄院长，他会迅速、准确、愉快地告诉您。这说明他有很强的记忆力，又没有院长的架子。

再回到天桥剧场。可能由于设计中强调节约，留下了一些缺陷：为观众准备的厕位太少，座位宽（多数为550mm）和排距（850mm）嫌小，包厢（二楼）及其配套设施标准偏低。——如今，人们希望舒适，希望宽松，要求提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