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桥剧场

旧天桥剧场(1953年)在脑海中还留下模糊的身影。它象当年北京许多新建筑一样,平稳端庄的形象,不事张扬的表情。但那时,它却是所在地段最显赫的新建筑之一,大大提升了天桥这个传统文化区在古都中的地位。

半个世纪的时光稍纵即逝。旧天桥剧场拆掉了,新剧场建成了。新的天桥剧场是专为芭蕾演出设计的。芭蕾剧场应该是什么样子?天桥剧场怎样为这种“残酷的艺术”(乌兰诺娃语)的表演提供一个温馨的舞台?它有什么经验和数字值得向同行们提供?今年5月30日,我跟在吴焕加先生后面,随设计者之一黄宏禧先生,来到新的天桥剧场。听他们两位的一问一答,一评一说,增长了好多见识。

天桥剧场长大了。形象仍然平稳端庄,却有着明丽欢欣的面容,与旧天桥剧场相比,艺术水准和文化品位都提高了。从正面看,它不是“欧陆式”,也不是中国的“固有样式”,看不出它是跟在什么风的后面跑。它有自己的品格。使用了大面积的玻璃(这是现代的),使用了花纹雕饰(这是中国的),把金光闪闪的图案放在最显眼的位置也没有顾忌了——经济发展了,确实为建筑师的创作带来了更大的勇气和更多的可能性。吴先生和黄先生都说,正立面的一部分装饰纹样显得粗糙,尺寸和凹凸推敲不够。我觉得他们说的有理。北方地区一些古老庙宇的门券和窗券上就常有类似的雕饰,也用白色石料,用浮雕,效果都不错。但天桥剧场是个大建筑,大立面,其雕饰也不是用在门券和窗券上——这当是一种新的尝试,带来了一种新的或失败或成功的经验。

进入门厅,是一种稳重安适的氛围,空间尺度,光线与色彩,上下沟通流线的处理都很到位,不夸张,不骄饰。观众在这里可以停留,可以漫步,也可静坐憩息,不急不缓,不卑不亢,一个轻松、有序的公共场合。不像旧巴黎歌剧院门厅那样,骄奢华丽,贵人们久别重逢或相见恨晚,在那里故作斯文或卖弄风骚;也不像我们的某些剧场,只把温存和舒适留在贵宾入口门厅或贵宾休息室。

看戏,做剧场设计,评论剧场建筑,我是三个百分之百的外行。记得国庆十周年时候,以乌兰诺娃为首的苏联芭蕾舞团,到广州中山纪念堂(吕彦直设计)演出。人们好容易给了我一张入场券。到了中山纪念堂,听说乌兰诺娃在北京时得了感冒,在广州的演出将不会出场,顿时兴致减了大半。中山纪念堂跟毛主席纪念堂不一样,它是一个开会用的大礼堂,“观众厅”的平面和体积都很大。在老远的座位上看演出,无论是舞蹈形象和音响效果我都觉得很糟。北京中日青年交流中心的世纪剧院(黑川纪章设计),采用圆形平面,没有为门厅留下多少面积,观众厅的后半也显得很局促,从池座前部看楼座,上下重叠着,没有退路,显得格外陡峻。坐在楼座观剧,舞台上的布景和人物看着都很不舒服,很不正常。总的,有一种不安宁、不安全的感受。

进入天桥剧场观众厅,从后座看舞台,不觉其远;从池座前排看座楼,不觉其陡。整个空间完整舒展,尺度合宜。可见设计者是下了一番苦工。观众来到这里,是积极休息,是艺术欣赏,是文化享受。这是一段美好的生活节奏,建筑师提供了一个与之相匹配的环境。构成这个环境的一些基本数据略如上图。它们是一些有用的数字。还有:一楼观众厅的面积是m2,平均每一座位所占面积为m2;观众厅体积9200m3,以720(池座)+ 157(二楼)+ 338(三楼)= 1215座计,平均每个座位占7.8m3。如果把中山纪念堂和世纪剧院相应的数据拿来作对比,可能会有所启发(当然,这两者都不是芭蕾专业剧场)。

天桥剧场投入使用之后,得到专家和观众的好评,值得同行们借鉴。

剧场前面是个m2的广场。这是一个大概可以不用买票的群众文娱场所,与天桥地区传统的民间文化活动模式有一种历史的和地域的关联性(Contextualism),希望有关部门能把它使用好,管理好。天桥剧场由庄惟敏博士主持设计。他是清华大学最年青的教授之一。1995年32岁时当的教授,随后又担任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院长。从他设计的北京翠宫饭店、上海天目广场(未建成)和天桥剧场等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他认真、严谨、沉着的作风,以及对朴素、典雅、和谐的艺术追求,不“先锋”也不“前卫”,是一种求实和深沉的问学风格。他是院长,是教授,但不是一棵已经停止成长的树。他正把探索和智慧的根须伸向深远,不停地学习和创作。去年,他推出了《建筑策划概论》一书,阐述了建筑策划的基本理论和它在整个建设/设计过程中的重大意义和具体操作,已引起建筑界的广泛关注。庄惟敏谦虚谨慎,跟周围同志关系融洽。哪位职工一时忘记了哪个电话号码,问一下庄院长,他会迅速、准确、愉快地告诉您。这说明他有很强的记忆力,又没有院长的架子。

再回到天桥剧场。可能由于设计中强调节约,留下了一些缺陷:为观众准备的厕位太少,座位宽(多数为550mm)和排距(850mm)嫌小,包厢(二楼)及其配套设施标准偏低。——如今,人们希望舒适,希望宽松,要求提高了。